旧金山有中国城，也有日本城。前者给人的印象似乎又脏又乱，但是生意兴旺，财源广进；后者既整齐又干净，可惜人潮不够理想，显得不够热闹。
脏是不好的现象，亟待全力改善。乱得有理，就不见得不好，值得适度保持。以书局为例，把一堆书掀得凌乱，马上引起顾客的青睐，围观选购，成为促销的一种手段，也是销售管理的一种活动。
现代年轻人的头发，看起来很凌乱，实际上大多经过一番细心的处理，使其乱得很自然，亦即乱得有理。
学管理的人，常常觉得很奇怪，某些公司，管理得乱七八糟，居然年年赚钱；而有些公司，管理十分上轨道，员工却纷纷跳槽他去。问起原因，竟然是气氛太单调乏味，缺乏变化性，实际上则是没有什么人情味，留不住人。
中国人的工厂，很少“停工待料”；美国人的工厂，却将“停工待料”列为工厂最大的浪费。美国人那么重视管理，为什么还会常常停工待料？他们可能找不出真正的根源，我们旁观者清，不难看出症结在于“是非太分明”。
美国工厂，一旦发生停工待料的情况，必定追究责任，结果当然是采购人员的错失，因此指责、处罚，甚至更换采购人员，下次照样出错，再度造成停工待料的浪费。
中国工厂，万一发生停工待料的情况，老板哪里需要追究责任？一想便知道是采购人员的过失，于是毫不犹疑地指责采购人员，为什么不能适时进料，造成如此可怕的错误？骂得采购人员脸红耳赤，无言以对。
生产单位机器状况良好，人员状况也正常，原本没有什么错误。生产主管看见采购人员挨骂，忍不住想笑。
不料老板转过头来，同样毫不犹豫地责备生产主管：“有没有料可以用，你应该最清楚，为什么不去催？只会坐在那里等，如今没有料可用，大家比较轻松是不是？看来你也没有良心。”
有错、没错一齐骂，不是很乱吗？然而骂到大家心里害怕，反而不敢大意，减少停工待料的浪费。
这种“连坐法”，会不会由于是非不明而影响管理的成效呢？不见得。
西方家庭，每当小孩子吵架的时候，父母总喜欢扮演法官的角色，判明谁是谁非。假定弟弟错了，要向哥哥道歉。反过来哥哥不对，这时身为哥哥也没有用，照样要向弟弟说对不起。西方人为求是非分明，把兄弟之间的长幼有序置之一旁。
中国家庭，遇到小孩子争吵打架，父母很少立即盘问谁是谁非，总是先罚他们面壁站立，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弄得兄弟俩气愤之余，都笑了起来：“对有什么用，还不是被罚站？”
这种看起来是非不明的家庭，教养出来的孩子，长大以后，当然容易适应看起来同样没有是非的连坐法。
然而，时代不同了，在现代化的中国家庭中，父母已经决心改变管教子女的态度，仿效西方父母那般是非分明的法官断案态度，不知道有没有替自己的子女想一想，究竟是对他们好呢，还是害苦了他们？
中国人非常重视是非，事实上，是非分明的主管往往掉入“众叛亲离”的悲惨陷阱，原因是“是非难明”，加以中国人十分机灵，很容易用“投其所好”来欺蒙主管，使主管“用不明的是非来判断是非”，因而造成“所谓忠不忠、所谓贤不贤”的“颠倒是非”，徒然“亲者痛、仇者快”，“明明不是坏人，却把大家害惨了”。
管理者应该是非分明，但是，先决条件则是真的分清是非，否则众人敢怒不敢言，势必怨气冲天。有朝一日，敢怒又敢言，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依据我们的阴阳文化，最好不要一开始便坚持“要是非分明”，或者“不要是非分明”。两者任选其一，已经是西方的思考方式，很难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们的态度是“应该是非分明的时候，当然要是非分明；无法是非分明的时候，怎么敢说是非分明”。
这就是中国人不得不“乱”的苦衷，大家都善变，自己也不得不变，而一变又好像很乱，是不是如此？各人心里有数。
“乱得有理”其实便不是“乱”，我们换一种说法，称为“动而不乱”，会不会动听一些？听起来也安心。
但是，中国人很容易“看自己是动，看别人在乱”，所以在心理上，应该有“就算再乱，也乱得有其道理”的雅量，能够以平常心来对待他人。
孔子说：“可与立，未可与权。”对于某些确定事项，管理者当然要依照不变的常规来处理，不可以任意改变。至于那些不确定事项，管理者必然要因时制宜，采取合理的权宜措施。由于不确定事项往往多于确定事项，因此，管理者常被认为“位置愈高，愈喜欢变来变去”，看起来很“乱”。如果把这个道理解说清楚，大家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就容易接受“乱得有理”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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