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别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就感到很尴尬,我就会脸发红,讲话结结巴巴,可我一向还被人认为是个沉着自信的人。我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瓦工”的人。我羡慕理发师、会计、作家,他们的表白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所有这些职业本身就说明问题,不需要进行长篇解释。相反,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却不得不回答:“我是个卖笑的人。”这种招认又要求进行更多的招认,因为我对第二个问题“您以此为生吗?”还得如实回答“是”。我确实是靠我的笑过日子的,而且过得很好,因为用商业术语来说,这是个抢手货。我是个善于笑的人,经验丰富,谁笑得也不如我,谁也没有我那样能掌握这门艺术的精细微妙之处。为了避免进行使人腻味的解释,好久以来我就自称是个演员,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讲口才都那么贫乏,因此这个称号在我看来距离真实情况甚远。我酷爱真实,而真实情况是:我是个卖笑的人。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我不是逗别人乐的人——我是表演笑的。我像一个罗马皇帝或一个感觉灵敏的中小学生那样笑:我对17世纪的笑和对19世纪的笑一样熟悉,如果需要的话,我能使人听到所有世纪、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不同年龄组的人的笑声。我很容易学会做到这点,就像有人学会修理鞋子一样。我胸中蕴藏着美洲的、非洲的笑,白种人的、黑种人的、黄种人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我就会按照导演的命令使这些笑声回响起来。
我成了必不可少的人,我在唱片里笑,我在录音带里笑。电视导演对我毕恭毕敬。我忧郁地笑,有节制地笑,神经质地笑——我像有轨电车检票员或食品行业学徒那样笑;早上的笑,晚上的笑,夜间的笑或者黄昏的笑,一句话,不管什么地点和什么形式,只要需要有人笑,总是我出场。
不用说,这是一种费力的职业,特别是由于我还熟练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这是我的专长。那些三四流的喜剧演员,他们老是不无理由地担心观众是否能听懂他们的妙语和警句,对他们来说,我同样是少不了的人。人们几乎每晚都能在夜总会里见到我,充当微妙的类似捧场者的角色,每当节目出现了疲沓情况时,我就得去引出观众的狂笑来。这项工作应该做到恰到好处:我那豪放的纵情大笑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它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时刻爆发出笑声,使整个观众同我一道哄笑起来,高潮总算出现了。
于是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溜进衣帽间,穿上大衣,高兴终于下了班。回到家里,几乎总是发现这样的电报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录音。”就这样,几个钟头后我又坐在一辆暖气烧得过分热的快车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了。
谁都能理解,在工作之余或是假期中,我再也没有心思笑了:挤奶工人会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而且木工家里通常总有不好关的门或是不好开的抽屉,糕点师傅喜欢吃酸黄瓜,屠宰工人喜欢杏仁饼,面包师傅对腊肠的喜爱胜于面包,斗牛士把养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见到他们的孩子鼻孔流血就会脸色发白。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在下班后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得要命的人,人们也许是理所当然地把我看成一个厌世主义者。
我的妻子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里时常对我说:“笑吧!”但后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我已不可能满足她的愿望。我高兴的是高度严肃能使我那由于过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过于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的确,甚至别人的笑也使我神经紧张,因为它老使我想到我的职业。因此我们安详平静地过着婚姻生活,因为我的妻子也忘记怎么笑了:我有时无意碰见她在微笑,我也报之以微微一笑。我们低声交谈,因为我讨厌夜总会里的喧嚣声和往往充塞播音室的那种嘈杂声。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我是那么一个人,因为我为了笑而不得不老张开嘴。
我麻木地度过我的一生,仅仅有时才露出温和的微笑。我常常问我自己从前是不是笑过,我认为没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证,我一向是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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