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悲剧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危机

surui0421

文/王如晨

　　还在报社时，我曾做过上海某协会某届主任委员，虽然从没参加过会议，但知道上海为了公共安全，在机场、车站、码头、广场、外滩、南京路及其他人流较大的公共区域，建立了良好的IT安防系统，监察、防护之密集，规格之高，除了北京，不知还有哪些地方能比。

　　世博会前，上海曾采购、上马大量安防设备。几年来的公共事件也刺激了安防概念。

　　那些抱怨上海相关部门缺乏IT技术防护公共危机的人，不清楚这方面其实很强，起码比你认为的水平要高些。在整个智能城市体系中，它们一直发挥着作用。

　　有人质疑外滩空间与基础设施，那就更有点苛刻了。那边空间挺大，视野开阔。死难者集中倒下的台阶处，并不那么陡。这方面不能以太完美的条件归责。

　　就是说，从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思考这个话题，不是没意义、事后诸葛，而是不在痛点。我甚至觉得，多年来，就是因为太依赖技术因素了，导致我们的公共安全更容易出现大的问题。

　　根本上说，它还是一个意识、心理、教育的问题。我们的公共安全意识，确实欠缺很多。主要涉及两层：一是政府与相关机构方面公共安全认知僵化。二是大众、群体的心理问题。

　　我们的安防系统，危机预判与管控，思维侧重“维稳”。它盯的对象，整体像是恶的力量，像盯防坏人，当然也包括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当然，学校、社区的安全教育，大多集中在地震、火灾、用电等等日常生活层面。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开始集中在大众或普通人群的意识与心理层面。当外界过于渲染技术系统的优势时，这层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这里就有一种公共安全认知、意识的落差：维稳的逻辑，跟大众安全意识之间错离。我们习惯被行政、技术管控，习惯被管着，从而忽视了人群缺乏公共安全意识，缺乏自我管理，无法化解各种威胁。

　　关于面向人群的维稳思维，太久远、也太成熟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就懂得。比如齐国的管仲不但雄才大略，也是驭民、维稳高手。桓公问他怎么管理百姓。他说，千万不要让他们大规模聚在一起，不要让四民杂处，否则其“言哤”，“举事易成”，应不易其处，其心安，不见异思迁，尽得祖辈家传风习，如此可维稳。

　　沉默的大多数，汇聚起来力量非常强大，权力维持的条件之一。就是大众力量的碎片化。中国人太多了，维稳一直是个难题。很多时候，暴力多多，就是维稳僵化到死，借此维护一个官僚机器。

　　管仲的维稳逻辑，跟我们说的公共安全有一定差异。但是，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一旦大规模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内部就会互相激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决口，从原理上来说，不会有什么根本不同。

　　人聚在一起，没有空间距离，心理与情绪对抗很直接，中心点的压力当然最大，外围不明就里，就被无意识地刺激着，卷入其中，形成更大的压力。就像飓风的形成原理。那种逐渐旋转的裹挟、情绪传染力量，十分可怕。

　　多年前，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人在拥挤的火车上发疯，周围人的情绪也出现疯狂。也听到过有女子在车上抛钱。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里，人的心理会变异。就算开阔的空间，人多了，情绪也会变异。

　　很多人应该有类似体验。你总觉得自己日常生活里很理性、很清醒，但在一个群体氛围里，你容易疯狂。我是个伪球迷，曾在现场看过两场球，第一次看就被周围疯狂情绪感染，站起来跟着高喊好球好球，一度还想冲到球场中央。事后总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SB。

　　随机、偶然，单位时间内的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就像一行车辆过桥，很容易出现一种共振现象，核心区域稍微一刺激，桥就可能断掉，人群就可能要疯了。

　　人群里就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那些在死难者身上留下脚印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脚下的惨剧吗？他肯定知道。但前几分钟，他也只是无意识的人，等到他留下脚印的时候，已是无法自主，更大的威胁在他身后，那就是一股庞大的无意识的力量。

　　而且，人多的地方，捣糨糊的也就多。许多时候，你能看到一些人就喜欢在一个群体里起哄，越是异质的群体，越容易出现这种疯狂的行为，它很快就会引发效仿或对抗。也不能排除有真正的坏人，在现场故意诱发情绪。

　　面对一个百万人群，什么远程监督、临时落地的预警，都不会真有用。数量有限的警察，如果临时强力干预，甚至都可能起到负面作用，引发人群更加疯狂。

　　单从技术层面尤其是所谓大数据角度思考外滩悲剧，虽不能完全说事后诸葛，但它真正能发挥效应，可能更多只在事前预防环节，不能真正解决一个随机形成的庞大群体隐含的危机。

　　有的业内人士说，后台大数据系统，可以给警察、给每个用手机的人发出预警信息，让他们随时查看人群聚集的情况，随时退场，离开风险区域，我觉得这太理想主义了。

　　后台早就是可以监控的，外滩那么多人，你以为警察方面连这层安防都不知道吗？但除非你将跨年活动做成一个有序项目，进场退场都有秩序，跟看演唱会一样，甚至凭票进出。但是，面对一个随机形成的大规模人群，上面的技术手段是很可笑的。

　　类似的管控，在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区域，也不可行。即便技术可行，也不会合乎社会伦理，把大众管得像羊群一样，比1984里描绘得更可怕，会侵犯个人权利，违背人性。

　　你不能把这个世界想象成一架精密的机器。人不是机器。被技术、基础设施轻松转移的公共危机，会朝人的心理层面集中。当它与一个大规模人群结合后，隐含的力量更深更重。维稳思维下的公共安全意识，已是僵化世界。当很多人卖弄技术路径的时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僵化思维。

　　政府与相关机构对于公共安全的认识，需要拓展到大众心理层面，既要尊重大众聚集、庆祝节日的心理诉求，又要引导大众自身意识到，群体聚集容易触发的情绪难题、心理危机。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教育。

　　有些问题，哪怕设身处地的体验，都是可以预见的。每逢节假日，学校、企业或相关部门都会呼吁注意假日安全，大都是企业、学校、政府里面的安全防护，关好电，检查消防设施等等，教育小孩假期不要到水边云云。

　　唯独缺少心理与公共安全意识的心理教育，比如到公共场合，如何有秩序，如何提前发现人群聚集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哪些危机信号，避免潜在的威胁与灾难。

　　节假日是人群心理放松的时刻。几年来，我们国家假日办，费尽心机，设计出那么多精密、精明的假期，大都从经济平衡发展、维稳的角度出发，把无数的中国心理搞得疲惫不堪，搞出那么多请假、假期攻略，我觉得已经是病态甚至变态的现象。它导致大众的心理、情绪释放越来越趋同，形成一种决口之势。前几天，又有什么专家说，中国假日办2013年以来设计的放假制度，严重影响了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同步，影响了中国金融秩序，必须改变。

　　可笑，你从来就没有从大众生存、心理、幸福指数、渗透在骨子里的公共安全意识方面考虑过。当无数的大众碰到一个集中的假期，就像碰到了人生难以一遇的机会时，那种疯狂的汇聚里，就容易引发巨大的危机。节假日就是中国大众情绪、心理危机释放的窗口。

　　这种危机完全是不太合乎情理、不开放、不尊重人的机制形成的。它强化了僵化的公共安全思维，而大众也在这种情境中，失去了危机意识，变得比以往更加歇斯底里。化解它的方法，不是什么大数据，而是建立在开放精神、教育人、尊重人的文明指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