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前是而今非”与走回头路无关

anman

——《聊斋》郭生故事的启示
    国务院年初转发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的推出，与其说能给低收入群体带来什么福音，不如说其意义远超出了分配领域，在挑战所谓不可逾越的市场配置资源红线，给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分配自主权以及所谓的市场化观念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恍如“前是而今非”。在《聊斋》中郭生的故事里，我们不难受到这样的启示：不改变“前是而今非”的误判，企业很难获得新的生机。
    “前是而今非”是实践发展的需要
    《聊斋》中的郭生是蒲松龄故乡淄川东山的一个读书人，他虽然学习比较刻苦，但在偏僻的山沟里得不到优秀教师的指点，写出的文章不规范，多有舛误。东山常有狐狸精出没，郭生家里也不能幸免，文稿置于案头，就常常被狐狸涂抹。郭生无可奈何之际，向另一个读书人王生诉苦。王生拿来被狐狸涂抹的文稿一看，发现那并非胡涂乱抹，而是在批改。郭生恍然大悟，按照狐狸“涂抹”的思路钻研，果然大有长进：狐狸精涂抹的少了，在文句下面点点表示肯定的多了，竟有几篇通篇得到肯定。郭生随后就考中了秀才。
    在众人的恭维声中，郭生自觉修得正果，对狐狸精“涂抹”文稿不再当回事。但是当郭生在向科举更高层次冲刺时，发现狐狸的“涂抹”又增多了。这时的郭生心气偏偏越来越高，对狐狸的“涂抹”从不当回事到不以为然，而且认为是在胡闹。为了验证这一点，郭生把过去被狐狸通篇肯定的文稿又誊写了一遍，放在案头，不料被狐狸涂得一片狼藉。郭生于是断定狐狸彻底不值得信赖，否则为什么“前是而今非”呢？可惜的是，郭生从此再没有大的作为，在考场上的排名越来越靠后。
    蒲松龄在这个故事的末尾告诫人们，学习有进步是好事，理应得到鼓励，即为“是”；但学无止境，如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在更高的标准面前拿过去的收获说事，那就显示出了小家子气，难免遭到唾弃，则为“非”，应该“非”之。狐狸对郭生文章的“前是而今非”，就是要提醒他不可骄傲自满，后来的作用更不应当低估。在经营管理中也这种情况：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改变平均主义的惰性，“下不保底，上不封顶”曾经被做为在分配领域大胆改革的象征，企业纷纷以加大收入差距的办法作为激励员工的“胡萝卜”，舆论也普遍赞同。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加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倍增，“控高”、“提低”、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事关社会和谐的底线。这时候如果还认为收入差距不够大，那在媒体上一定会遭遇“拍砖”。这种“前是而今非”当然不是什么舆论的糟糕，管理者没有理由耿耿于怀，应当给予积极地回应。
    现实生活中的“前是而今非”现象常常比郭生的故事更为复杂。情况变了，应对之策必须随之改变，同样的人对同样的事前后态度截然不同，并不奇怪，事态需要反其意而行之。比如在楚汉战争中，双方曾经长期相持于荥阳一线。项羽军师范增起初的建议是对荥阳围而不攻，破坏其补给甬道；刘邦粮食短缺，支持不住，请求以荥阳为界讲和罢兵。项羽准备答应，范增却主张速攻荥阳。项羽就感到困惑：不要急着攻打荥阳当初不是你极力主张的吗？项羽甚至怀疑范增出尔反尔，直至将其逼走。自己则在犹疑中错过消灭刘邦军队的最佳时机，最后“别姬”了事。
    前“是”而今“非”未必是要倒退
    与郭生在科举中总是在被动接受选择不同，管理者在资源配置中有相当的话语权，在过去的经营活动中多有斩获，还想继续扩大战果。碰到有人对过去取得成功的做法前“是”而今“非”，往往会产生一个本能反应：这是不是在否定自己已经取得的业绩？将走回头路的帽子扣给别人自然痛快，但是要想真正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清楚在自己身上存在的心理障碍，建立前“是”而今“非”未必是要倒退的确信。
    古希腊的哲学家早就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就是说，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按照前“是”而今“非”的逻辑进行管理的调整更难以复旧。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企业对员工要从幼儿园关注到火葬场，成为沉重负担。在体制改革中，企业的“社会职能”被纷纷剥离出去；管理者明确告诉职工，企业不是家。然而在新的经济形势面前，为了消解由此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冷漠，起源于美国的“员工帮助计划”（EAP）使得“新家庭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了企业的家庭责任与公司成长的互动性，有的企业采取了给员工父母发“养孝金”等措施，重视员工的家庭和谐被称之为第二次管理革命。如果说这是对“企业不是家”的前“是”而今“非”，那谁也不会认为发扬主人翁精神会颠覆股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在经营方向的看法上前“是”而今“非”，往往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恰恰是为了企业更好地发展，与怀旧风马牛不相及。比如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从中央到地方都鼓励企业走出去。然而自商务部发布《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起，主流媒体传递的信息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政策导向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不再把减顺差作为商务工作的头等大事。主要表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瓶颈越来越大，依靠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利用加工制造换取外汇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必须将目光转向内需，在服务内需上抢占制高点。这种对外贸导向的前“是”而今“非”，绝非主张从此闭关锁国，事实上也做不到。唯有加大产品的服务属性和科技含量，才能既利于满足内需也更便于外贸。
    应当承认，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作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确像是在走回头路。然而，在螺旋形上升的历史轨迹面前，管理者对走回头路谈虎色变，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管理者似乎不甘心做出更大的调整，那样既可能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又可能导致自己的边缘化。然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将继写历史的使命交给谁垄断，无论其过去取得怎样的成功。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指出，当经济的发展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消费者的欲望更替，包括家族企业在内的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原有优势和地位可能丧失。面对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者消费热点，原有的领先产业就会让位于新的领先产业，任何企业都难以摆脱历史的筛选，如果不能及时创新，消费者不会为企业的所谓的基业常青买单。
    在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中保持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管理中的前“是”，相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而言，指的是对改革的支持，或者本身就是一种改革；那么，与此相对应的今“非”，是否意味着反对改革？从郭生的故事里可以看出，今“非”是为了郭生更好的进步。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两种不同含义的改革，一个是停留于前“是”的改革，再一个是前“是”而今“非”的改革。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同含义的改革都可以说自己是在深化改革，却难于取得共识。
    郭生故事似乎与改革无关，但是其中讲到叶公、缪公作文模式的流行，却涉及到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当时叶公、缪公作文模式的流行好比管理界对西方管理理论的热捧，到了家家户户都在称颂的程度。这种情况在管理领域并不罕见，出版界在特定时期推出一些热点书籍，作为一种市场化运作手段并不奇怪；但是管理者如果热衷于管理理论的时尚化，成为“追星”一族，就容易失去创新的思维和决策能力。
郭生的不再长进就与此有关：“名小立，遂自以为是，执叶、缪之余习，狃而不变”。“狃”是习以为常的意思。也就是说，被狐狸精前“是”的郭生自以为自己在探索新途径，那实际上是陷入了新的思维定势，在狃而不变中还以为自己是在与时俱进、坚持深化改革，实际上是思想僵化的表现。
    与郭生的自满不进则退不同，管理者的自以为是往往还要保持既定的利益格局，这就是等于为相关主体的利益的增长设置障碍。利用相关主体的前“是”来证明其今“非”的不正确，为其扣上一个走回头路的帽子，把维护既得利益当做深化改革，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策略，连同自己获得的支持也一笔抹杀。比如一些企业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扩大出口，总是呼吁地方政府改善投资环境，减少审批，各地政府对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当审批、物流、交通各个环节都有所改善的时候，企业却漠视自然环境的保护，把污染留住国内。如果说投资社会环境的改善是政府的事，那么对自然环境责任的承担则是企业必须自觉关注的问题。当后者深为国人诟病的时候，就不能把政府加强环境执法的力度说成是改革的倒退。
    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看起来会对既得利益群体造成一定的冲击；管理者即使属于既得利益群体，也应当看到，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可以远离平衡态，从而获得更多的活力，对于未来更为有利。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着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即普利高津先生所谓“非平衡是有序之源”。远离平衡态当然不是把现有的实体组织摧毁地越彻底越好，而是说要包容新生力量的诉求，乐见挑战，不必将“反对改革”的帽子拿在手里，在话语权上设限；更不能在主流价值观前“是”而今“非”的变化中，拿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认同相互否定；只有顺应变化，不惜暂时忍痛割爱，丢掉自己一度奉之为圭臬的东西，才能避免郭生那样“大败涂地不止”的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