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初中15岁那年,我们搬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区。住得离学校更远了,出入都要带门禁卡,这更让吊儿郎当的我头疼。 每次走到门口,我就会忽然弯腰直接从栏杆下面钻过去。这时候,门口保安总会以一副我欠了他八百万没还的样子,让我出示业主卡,本来无伤大雅的事到了这里却让我莫名生厌。我常常漫不经心地说出门牌号,然后以鄙夷的眼神大大咧咧地离开。我和所有生活优越的少年一样,不知什么是尊重。 有一天,我又忘记带门禁卡,他照常拦住我。我忍不住破口大骂,把平时累积的不爽一并奉还。保安大叔憋红了脸,礼貌地向我解释这是规定,我只觉得他就是那种有点小权力就要用尽的小人,嘴里蹦出两个字——傻帽,然后径直走了进去,内心有一种打败他人之后的暗爽。 某天下午,楼下尖锐的谩骂声吵醒了午睡的我。一个中年男人正指着那个保安大骂着,面目狰狞。保安大叔则无助地叹着气向四周张望,灼灼的烈日下,穿着制服的他汗流浃背。 原来,他一天要承受许多次这样的谩骂,而我也是其中一个。 那天我特意带了门禁卡,还在门口的超市买了两罐可乐给他。他一开始不肯接受,最后接过可乐放在一边。自那之后,那个保安每次见到我都对我笑。 春节期间,下着雨,他一个人站在小小的亭子边,时而抬头看天,时而往远处呆望。保安亭没有电脑、没有电视,他就这么一天天无聊地站立着。 这一场景,定格在了我年少的记忆里。 我想,他一定也有自己的父母、孩子、爱人。原来一个人为了家人,可以这般坚忍地站过一个又一个炎夏与寒冬。 尽管后来多次搬家,但我总能在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17岁高中初中毕业以后,我便离开了父母,在陌生的城市读高中。 在那里,我常常三餐不定,有时随便就在路边解决温饱问题。 有个卖山东煎饼的小摊我经常光顾。我记得卖煎饼的大叔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下午六点会准时到他爸爸的小摊。有时在一张塑料凳上面写作业,有时在玩树下的小花小草,有时困了就枕着小书包在手推车旁的硬纸板上睡觉,不吵不闹。 有天晚上我路过那条街,发现那个卖煎饼的小摊被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大发雷霆,指着不小心将面糊溅到他身上的小男孩的爸爸大声谩骂。小男孩的爸爸很窘迫,一个劲地道歉。我透过人群看到了小男孩,他被人群包围着,眼里满是惊恐和无助,紧紧地抓住爸爸的衣角。 后来中年男子骂舒服了,终于走了。 人群散后,他爸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也许是在儿子面前丢脸了,也许是心酸和委屈。小男孩的爸爸摸着小男孩的头,嘴里大概说着一些“没事”之类的话。 我本来想顺便多买一个煎饼,走上前却看见那个小男孩爬到了爸爸的腿上,用小手拍着爸爸的背。小男孩咬着嘴,努力忍着,不让爸爸看到,双手不断交替着擦自己的眼睛。 那一瞬间,我被心酸淹没。 我想起了我忙碌的父亲,我们总是很少交流。哪怕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也不曾像这般拍拍他的背,说说鼓励的话——那样显得很别扭。在体恤父母方面,我甚至连一个小男孩都不如。 从那之后,我开始有事没事打电话回家,我知道,等我长大了,父母就老了。 22岁大学二十几岁,我回到家里的厂实习。我总算开始听爸的话了,这让他多少有些欣慰。 在厂里,我注意到了业务员小胡。他来厂里两年了,总是很勤快。我曾经陪他一起出去跑业务,他两手拎着样品,在一家家商店屡受白眼,而他只是汗流浃背,保持礼貌地笑着。 那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饭局,他被东北来的客户一个劲地灌酒,而他还在为大家倒酒、倒茶、递纸巾、叫服务员、开酒,还有强颜欢笑。那晚,不胜酒力的他醉得一塌糊涂。 我送他回家,顺手开了音响,张国荣的《取暖》,他听着,说上学的时候觉得不好听,不过出来工作以后就觉得挺好听的。他转过脸,看着窗外。路灯投射过来的光一道一道地刷过他的脸庞,天上挂着冰凉的月亮,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红脖子红脸大声地唱了起来:你不要隐藏孤单的心/尽管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残忍/我不会遮盖寂寞的眼/只因为想看看你的天真/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我们依偎着就能生存/即使在冰天雪地的人间…… 他的声音颤抖、沙哑而压抑,进而把脸埋在手中,抑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他送到家。他红着眼睛,打开小区花坛边的水龙头,双手捧水用力地搓着脸,然后挺直腰杆,用纸巾把一脸的水擦干,咳了两下,深吸一口气,对我笑了笑,问:“还看得出来吗?”我说还好,我知道他老婆还在等着他。 这一刻,我既为他心酸,又为他感动。我想他马上就要回到那个简陋却温暖的地方了,他的脆弱不会让自己的老婆看到,他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作家刘亮程曾说过:“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那些生命中的陌生人,如果我可以和他们一样,为了亲人而忍耐那些劈头盖脸的风霜雨雪,忍耐所有世事艰险,然后依旧坚持,依旧感恩,依旧奋斗,也许那样的男人,才算是真正的成长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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