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中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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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蒙尘已久，被人误解甚深。就好比人们说到“七月流火”，以为是烈日炎炎;不知其本意乃秋意渐凉。人们误解中庸，多以为是折衷、平庸、得过且过、息事宁人、明哲保身，殊不知中庸乃修身养性、内修外化从而卓有建树的最高哲学。错别字害人，“错别意”误人。所以，孔子很早就说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就是说，中庸这么好的东西，人们很久不再体用了。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二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中庸》强调“诚”，认为“诚”是实现“中庸之道”的关键。
    可以说，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大学中庸之道，是修身成功之道，亦是企业管理之道。中庸，是一种实效智慧，一门领导艺术。甚至被高度评价为“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仔细品味，受益终身。
    然而五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的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好、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有关。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他，用头撞他，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价，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
    很多跨国企业的西方领导者到了中国之后感到很困惑：当他们延续西方领导模式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发现——仅仅简单复制西方最佳领导行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究竟应该怎样“本土化”?此外，中国的领导者到底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笔者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国领导者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中庸。
    作为领导，在工作中处处做到以人为本，处事尽可能不过分，也不能不及，拿捏好分寸，从而形成一股凝聚力、向心力。
    “和为贵”的为官原则，“立中不倚”的服人方法，“和而不同”的用人尺度，“志同道合”的共创精神，“言而有信”的口才技巧，“预则立”的远见意识，“慎独中正”的魅力修养。构建和谐社会，每个团队、每个组织的领导都应该确立“和为贵”的为官原则。
    《南华经》中说：“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国学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
    儒家早已提出，领导者首先“动之以情”，然后“晓之以理”，情理相容，才能得人心，合民意。“法”当然重要，现在我国正在大力建设法制社会，但在人情上说得过去的“法”，人们才比较容易接受。儒家并不排斥“法”，社会的分工等级，必然形成内在的约束机制，在一个团队内部，制度是存在的，但如果要更稳健地发展，仅停留在“法”上显然是不够的。法是谁制定的?人，即统治者，或领导者，而制法的人的个人行为虽有合法的前提，但并不一定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领导工作既需要“法”的保障，更需要“厚德载物”的精神动力。
    作为领导，除了要处理“情、理、法”的关系，还要处理“责、权、利”的关系。首先说“权”，权是权力，是权变，只有手上掌握权力的人才更易于权变，善于变通。权变是为了避害就利，这就不能不涉及到“利”，关于用权力来为谁谋利的问题，孔子认为，按照利益来行事，会多招怨恨。利益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以致儒家“羞于言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义轻礼，并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对君子而言的，这些君子是为政者，或准备进入政坛的人，包括他的学生。
    “政者，正也。”为官者最大的考验就是利益的考验，所以一定要“义胜利”，而不应“利胜义”。摆正了利益关系，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责任，否则是很难的，因为利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孔子感叹“人才难得”了。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很多，而能掌握“中庸”的人很少，不是权力欲过盛，就是过于追求个人的利益。什么是“责”?权力本身就是责任。如果这话不正确的话，那么用人授权也就太容易了。
    笔者认为，领导的行为还涉及三个字：“言、行、品。”这三点其实是在情、理、法和责、权、利中体现出来的。孔子虽然肯定“讷于言而敏于行”，但他自己却是个善于说话和论辩的人，无非强调说得巧妙和精到，做到“言而有信”这正是好口才的最高境界：以最少的语言取得最大的实效。
    慎言，不等于不言。孟子是雄辩家，荀子也是善于演说的人，传道、授业、解惑，历来儒者无不在磨炼自己的一张嘴皮子。作为领导，好口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今天，你如果不善于利用自己的口才推行施政或管理理念，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你也就无法站住脚。但说得好不等于干得好，领导的“行”比“言”更重要。“行”的内容是很多的，落实到管理工作上，领导的行为应透着一种“远见”意识，慎行，就是要求不乱来，要“三思而后行”。领导的行为事关团队的切身利益，把大家带到什么地方，是能力的检验，也是修养的检验，所以，一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是注重自己的“品”的;品行，品与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说了这些，无不归结为一个字“和”。君子以和为贵，和气方能生财。可以说，“和”的着眼点在于社会乃至团队的稳定与协调，要求人们能够倾力合作、精诚团结。
对于一个团队、集体或组织来说，只要上下戮力同心，事业自然就会兴旺发达;内部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内耗，这样就更有竞争力和创造力。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具体来说，我们的领导者应该从中庸思想中借鉴如下几点——
    1、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头，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就是做下属不要低三下四，为上级不要专横跋扈;就是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2、时中——审时度势，与时偕行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时中”。“时中”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了解和认识，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时中”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时刻注视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以变应变，以变制变，随需应变，变中求生，变中求胜。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外界的变化不问不问，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3、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规则。同时，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对于我们现今的职场人士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4、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
    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5、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他虽然没有耀眼的精彩，却留下了人生的绚烂。
    6、学、问、思、辨、行——职业成功的五步骤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7、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事实上，“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要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处事必将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
    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
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能“从善如流”，结果由“择善固执”而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总之，对于领导者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中庸和谐，是一种智慧的提升，是一门精湛的领导艺术。作为领导者，无论决策、用人、授权，还是谈判、沟通与激励，都要“致中和”，善于“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把左右两个极端把握住，平衡各种力量、各种倾向，作出恰当的优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