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识才用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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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是一门学问，“得人才者得天下”能否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和企业前途命运好坏的最根本的依据。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察人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如何识人用人的理论和方法.还出现了专门用来鉴别人才、选拔人才的理论专著《人物志》。
    关于识人、用人理论探讨的主要代表有：
    《人物志》与御人之术
    《人物志》是唯一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人才学理论著作。该书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形貌神态、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鉴别人才，并对鉴别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
    李世民《贞观政要》论明主之用人。
    李世民论选贤、任官方法：“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有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将无弃才，明主无弃士。”
    李世民的人才观：人皆有才，非才之难，所以识才、用才之难也！就是说真正懂得用人的人眼中没有不是人才的人，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关键是要怎样用好各种各样的人才。
    关于怎样识人、用人方法的论述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为：
    姜子牙《六韬》“选将”篇中的“八征”
    所谓“八问”，《六韬》在《选将》一章中说，“知之有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以间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这段话的意思是，“知人可通过八种办法实现：一是直接问他话，看看他的言辞表达能力；二是追问他，看他的应变能力；三是悄悄在他的身边放间谍，侦测他的忠诚度；四是明知故问，看一看他诚实与否；五是多给他钱花，看看他的廉洁情况；六是送他美女，看看他的贞洁情况；七是告诉他突然事变，看看他的勇气；八是让他喝醉酒，看看他的真实情态。这八种方法都一用，就知道他贤能与否啦”。
    春秋战国的经典御人术
    春秋战国，英雄辈出，一时多少豪杰。
    战国时魏国丞相李克为相“五观”
    所谓“五观”，即《史记·魏世家》记载李克答魏文侯荐相的依据：“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用现代汉语来解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着，看他亲近什么人；富有了以后，看他将钱给了谁；显达以后，看他推举什么人；地位低下的时候，看他不做什么；没有钱的时候，看他不取什么。根据这五条，就可以确定谁可当丞相啦！
    《庄子·列御寇》曾借孔子之口提出了九种鉴别人才的方法——孔子识人“九征”：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意思是说，派一个人到远处工作，就可以了解他是否忠实；让一个人在身边做事，就可以观察他是否恭敬；在复杂的情况下派一个人去处理事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大小；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让一个人回答，就可以了解他的智力高低；在紧迫的情况下与一个人相约，就可以考验他是否守信用；放手让一个人去管理钱财，就可以看出他是否贪心；告诉一个人有危急情况，就可以观察他是否有气节；让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就可以看出他是否遵守规矩；让一个人在男女混杂处居留，就可以观察他是否好色。总之，只要掌握了这九种知人之法，就一定能够洞察人们心灵的秘密，分辨出谁好谁坏和谁是谁非。
    《吕氏春秋》季春记第三之论人道：
    贤主先圣识人用人需外考内审，外考要八观六验，内审用六戚四隐。所谓八观六验“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所谓六戚四隐，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四隐乃“交友、故旧、邑里、门郭。”用现代语言解释，通过外观内审才能考察一个人是否真的德才兼备。
    《三国中的识人用人之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是英才辈出的年代，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各路英雄互相较量的历史。刘备三顾得孔明，孙权慧眼识陆逊，孟德赤足迎许攸，这些经典的识人用人之道被千古传诵。
    具有代表性的是诸葛亮的识人“七略”。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第一条是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点。人的许多行为都是观念的产物。古今中外具有深刻信仰的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宗教徒，也无论是科学巨子还是军事间谍，都可以忍受奇耻大辱与不白之冤。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人是否值得你重用，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立场、观念、角度、位置。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决不可委以重任。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最容易在关键场合、关键时刻损害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第二条是专门考察对方的机变或应变能力。自古用人的两大铁定法则是：一看德；二看才。在官场上，除了有许多贪官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庸官。贪官害国，庸官误事。在诸葛亮看来，在诸多智能因素中，应变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像马谡那样的人，虽也有一些作为(如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之类，被诸葛亮采纳)，但毕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为官一任，理应造福一方；但若缺乏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一切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第三条是考察对方的见识。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看他的见识是否独特。古往今来，官场之上的争斗是异常激烈的，这种争斗不仅包括小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包括正邪、善恶之间的大冲突、大对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那些毫无计谋、遇事便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向善，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终究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第四条是考察对方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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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还有一句话，叫做“邪不胜正”。缺乏勇气的官员，别说惩恶扬善，就连自身也难保，又怎能坦然面对乡亲父老的期盼眼神呢？诸葛亮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常常人为地创造一个逆境，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战而胜之。毛泽东同志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不管怎么奋斗，都离不开一股闯劲、一股勇气。没有敢趟地雷险阵、敢跳万丈深渊的非凡勇气，一切都无从谈起。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第五条是向对方劝酒，待他醉后再观察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诸葛亮时代的文臣、武将常有因酒误事以致违法斩首的例子。另一方面，酒后吐真言。要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酒徒，最好是等待他喝醉的时候。真正的大丈夫，酒醉之后依然慷慨激昂，比如岳武穆“怒发冲冠”、“直捣黄龙”之类的神态言辞就是这样。而戴着面具的小人即使一生挖空心思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往往在酒醉之后将卑鄙无耻的灵魂暴露无遗。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第六条是投其所好，以小恩小惠引诱对方，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清官、廉官，而非昏官、贪官。看人既得看关键时刻，也得看平时，两者缺一不可。有些官员不愿也不敢贪小钱，思想深处还是认为“不值得”。这种官员实际上也很危险，一旦他人贿赂一点“大钱”，他就很容易被拉下水了。事实证明，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反而会危害国家利益、损害政府威信、伤害百姓感情。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第七条是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究信用。中国人信奉一点，即“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说话不算数，就不值得别人信赖了。这一条虽然细小，实际上举一反三，也可以这样理解：关键要看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说的是否想的，做的是否说的。诸葛亮的七条用人之道中，第一条就考察对方的观念、志向，最后一条则考察其行为、信用，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人完全可能说假话，许多恶人、贪官可能比谁都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狼心狗肺、无恶不作。所以，还得考察其做得如何。听其言，观其行，这才是高明之举。
    诸葛亮的这七条用人之道，给我们各级领导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用人策略。一个正直、善良的官员，一个不为自己牟取私利的官员，在用人时一定要多方考察、反复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理应逐步深化，因为“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但在现阶段，在“依法治国”还难以完全实现的今天，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官员，都应本着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态度，选好官、用好官。在这里，我们应该向诸葛亮学习。
    传奇皇帝朱元璋治世之道与御人之策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帝王，朱元璋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善于驾驭战争，掌握主动权。在群雄对峙中，巧择战机，各个击破。注重招贤纳士，广采众议，严格治军，完善军制，练兵育将，强调将领要识、谋、仁、勇兼备。同时内致民生，外御诸戎，以其智慧和力量，缔造了辉煌的大明帝国。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马背上得天下，对用人之道自然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且听他是如何说的：“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原文gjjbjw.com）这番话道出了他胸中识人的原则。在与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对这一识人原则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献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与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污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曾国藩《冰鉴》中的经典识人、用人术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曾国藩对用人概括为八个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广泛访求、网罗人才。曾氏求贤若渴，他提出“凡有一长一技者断不敢轻视”。每到一地，每与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他常写人才闻见日记，将所见所闻，分为“闻可”、“闻否”、“见可”三类。他的《无慢室日记》中，专设“记人”一项，记录了一大批被推荐的人名，并附有自己考察之所得。曾氏提出，“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曾氏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曾氏平时极注意对僚属才能的观察了解，并从中发现了大量人才。
    “慎用”，就是分辨良莠、知人善任。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且收之越广，用之越慎。曾氏用人十分谨慎，恪守“不轻进人”、“不妄亲人”。为此，他高度重视人才的考察，提倡选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观人的方法主要是“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对于招揽到的人才，一方面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另一方面量才录用，使人才大多能各尽其职。正是因为曾氏能“冷眼看英雄”，他的幕府中人才之盛，一时无二。
    “勤教”，就是善于磨砺、促其成才。曾氏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李鸿章是曾氏的得意门生，咸丰十一年，曾氏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氏，可曾氏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其实，曾氏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氏培养学生的一片苦心。此后，曾氏对李鸿章进行了严格打磨。李鸿章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曾氏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的擎天一柱。
    “严绳”，就是严加督责、清慎诚戒。曾氏律己甚严，“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对待下属也是严加督责，使下属都能“循循于规矩之中”。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对幕僚言传身教，要求属下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对属下的管教，能区别不同对象，不同对待，或者以勉励为主，或者多加防范；在方法上则是“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体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2000多年前的一代才子贾谊怀才不遇，郁郁而终，苏东坡著文称其为“非才之难，所以才者自用实难。”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社会多一些能够识才、用才的伯乐岂不是不会出现这样的千年遗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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